国际贸易专家谈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pg电子试玩网站免费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及其进展，正日益成为左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的重大事件。从经济角度看，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危机激化的结果；从地缘角度看，俄乌冲突发生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我从五个方面谈谈个人看法。

（一）俄乌冲突将是百年变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俄乌冲突爆发在“两个百年”的百年变局之际，怎么从“两个百年”看俄乌冲突？首先是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看百年未遇大变局中的俄乌冲突。当前我们仍然处于一个世界经济的相对衰退期。在相对衰退期间，各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增长率比较低迷。而增长率比较低迷在民主国家选举时往往会促使矛盾外化，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的激化，同时国际社会还遭遇着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因此我认为，当前是经济危机、地缘危机、社会危机三个危机的叠加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都未完全结束，因为美国采取印钞的量化宽松办法，在疫情流行后，仍继续在全世界超发货币。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更加剧了地缘矛盾与冲突。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比预期更严重，本以为会在2020年年内结束，却持续了两年半，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反映在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上，这个激化在当前的表现就是俄乌冲突。所以我们认为俄乌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要从百年大格局来看。

俄乌冲突也间接关系到我国如何在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实现“百年振兴”。首先要判断当前我们是不是仍然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关于这一问题实际上有过两次讨论。一次是在跨世纪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处于战略机遇期，目前来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吗？在2014、2016年两次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认为还是处于战略机遇期，只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战略机遇期，而是一个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机遇期。每次世界经济相对衰退期里有两个现象特别突出：一是危机，二是创新。所以，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就看是否能够在危机当中寻找到创新的机遇，这个阶段已经不能再依靠仿制和“消化吸收”，必须要靠自主创新。

（二）俄乌冲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俄乌冲突关键要看清楚背后的美国因素。其中有一点我们比较容易看清楚，就是美国要维持世界霸权。居间平衡是美国惯用的战略。拜登上台后，美国在欧亚大陆调整战略，乌克兰成为美国、欧洲、俄罗斯三者的居间平衡新热点。在这个调整中，欧亚大陆被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块。在北面，通过北约控制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居间平衡。在西南面，从阿富汗撤出以后，主要通过印度形成某种战略合作，可惜阿富汗问题没控制好，所以现在紧紧抓住叙利亚来保持居间平衡。在南面，美国通过“印太四国”控制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点，这也是印度洋、亚太、太平洋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在东面，通过“四海”问题制衡中国，除台海之外，还涉及南海、东海，事实上，在美国的打算中还包括黄海。这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我们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当前美国为什么挑起乌克兰冲突，并不遗余力地从中挑唆。

美国为什么要挑唆？美国挑唆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帮欧盟或使北约合法性加强，美国国内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从表面上看，美国联合了很多国家，貌似很强大。但是毛主席也曾讲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如果现在仔细观察美国国内的情况，美国已经表现出有些外强中干的样子。我们在研究美国问题时分析过美国目前的十大矛盾，经济方面包括通货膨胀、制造业回归不成功、贸易逆差、收入分配分化、增长速度下降五个矛盾，因此通胀很有可能变成滞胀。同时，疫情等问题使美国在国内政治方面面临另外五大问题：民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激化、阶级矛盾激化、政治极化、枪支泛滥。因此，美国领导人在国外做的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在国内拉选票。虽然拜登支持率没有上去，但预计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时，民主党的选票会有所增加，不排除2024年奥巴马可能重新上台。所以，分析俄乌冲突的美国因素，既要研究长期适用、服务于美国的海权理论和居间平衡战略，也要观察美国国内选民的诉求。

（三）俄乌冲突结局直接影响国际政治秩序格局

2022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之后，俄乌冲突的两种不同结局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不同。第一种情况，俄罗斯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局面，同时能够取得乌克兰去军事化、中立的结果。乌克兰是欧亚大陆的一个交通枢纽，对于俄罗斯向欧洲的能源输出和中国的中欧班列来说，都是很主要的通道。并且乌克兰还可能继续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投资、贸易、经济交往的桥头堡。第二种情况，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持下，取得比较有利局面。这个局面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一是美国对国内选民有交代，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二是北约地位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实际上，北约合法性的探讨已经出现分歧，但俄乌冲突使得北约找到了存续的理由。三是美国获得巨额石油收益。四是带动美国军工产品的出口。美国至少在这四方面都可能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是最大的赢家。这种结局还会持续影响到国际秩序与国际组织构架的调整，美国将促动包括wto、who、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构架调整，改变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格局。

（四）俄乌冲突拖累国际经济

俄乌冲突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影响经济增长率。按照此前观点，如果抗疫取得成功，世界经济会有一次重启甚至比较大的反弹。但至目前，世界银行、imf等权威金融机构已将增长率调低至2%左右。所以，世界经济今后将呈现k字形增长，少数国家可能发展比较好，但是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民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所以，经济增长率的前景并不乐观，甚至有出现大问题的可能。

二是导致全球通胀。自2008年起，美国先后实行了三次量化宽松政策。为应对新冠大流行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欧盟、日本等都在印钞。此次俄乌冲突发生以后，各方面问题集中爆发，尤其反映在能源领域，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问题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货币超发推动的结果。当通胀遇到经济增长停滞，就有可能变成滞胀，一边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一边通胀进一步加剧。英国最近的数据显示，其通胀率已经达到10%。

三是关注此轮长周期的危机和创新。在危机方面，首要关注三种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与粮食危机。其中，粮食危机今后对我国有较大的影响。危机的另一面是对国家创新的倒逼。谁能够在创新方面领先，谁就有机会摆脱滞胀。我们应抓住机会，推动创新。此轮创新的兴起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相对繁荣的长周期。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

四是战后重建问题。据《经济学人》的报道，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可能需要6000亿美元。目前战争仍在持续，整个经济损失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美国支持战争，目的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自身消耗军火库存。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几千亿美元的战后重建资金将由谁来出？美国b3w计划需要的几万亿美元投入从何来？如何建设？对于我们而言，乌克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我们该怎么办？

（五）俄乌冲突与中国应对

中国目前处理俄乌冲突的立场、措施是正确的。未来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一项长期工程，当前要重点考虑推进“一带一路”2.0版。“一带一路”2.0版不应该把战线拉得太长，应更多着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在周边国家、沿线65个国家当中以健康“一带一路”、绿色“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来推进发展，例如推动建成几个“四小龙”。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一带一路”促进部分国家“起飞”，将进一步凝聚更多国家共同发展的信心。同时，要坚持多边合作，这是欧盟、中国等绝大部分国际组织和国家一直强调的。在坚持多边合作的同时，我们也特别要处理好中美、中俄、中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做强我们自己。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强起来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自主创新。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第一次站在第一梯队，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这是自主创新的突破。无论美国怎么打压，我们都不能放弃5g技术、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方面的发展。二是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经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农村土地到现在都没有流转。如果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使中国农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流转起来，那么对中国的新一轮制度创新将会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俄乌冲突也使我们看到国际舆论阵地的重要。中文还不是世界上普遍使用的传媒文字，国际上每天80%的传播量都产生于主要的英文报刊。中国如何争取国际舆论阵地，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研究。

俄乌危机折射的大国博弈与百年变局

李永全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已持续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命令，将战时状态延长3个月，这或许说明短期内这场战争不会结束。俄乌冲突或俄乌国家间关系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场危机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折射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人类社会将为这场动荡付出多大代价仍是未知数。

（一）俄乌冲突背后是一场大国较量

乌克兰与俄罗斯是斯拉夫兄弟，一起生活和发展的历史达300余年，曾经共同生活在超级大国苏联，而今却兵戎相见……战争打到现在，善良的人，正直的人，都希望立刻停火，防止大规模人员伤亡。可事实是，一方面谈判刚刚出现达成协议的苗头，另一方面立刻出面干预，向弱者提供各种先进武器，鼓励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文明的欧洲”，明知战争的部分目的是针对自己的，依旧信誓旦旦支持打下去。各国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德国把军事预算从500亿欧元提高到1000亿欧元，美国仅两个月就向乌克兰提供了136亿美元的战争经费。在这136亿美元即将用尽之时，2022年4月28日，拜登总统表示，要求国会批准向乌克兰追加金援330亿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其中至少204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的军事援助，另有约85亿美元用于反俄宣传等短期经济援助，30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拜登声称，“我们已经以创纪录的速度向乌克兰运送了武器和装备，只要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就会持续提供军事援助”。

表面上，战争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的，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推手。

这场冲突实际上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为了军工资本、金融资本、能源资本集团的利益，利用多年培植的战略棋子乌克兰，针对俄罗斯、欧洲甚至“盟友”发动的一场混合战争，包括热战（动用各种先进武器的常规战争）、经济战（制裁俄罗斯和威胁制裁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国家或地区）、信息战、心理战……战争的结果是毁掉了乌克兰，重创了俄罗斯，伤害和牵制住了欧洲，绑架了盟友，威胁着中国……

但是，这次俄乌冲突，俄罗斯并非在不利于自己的时机被美国拉入一场战争。作为外交经验丰富且历史悠久的大国，俄罗斯了解美国的战略目标，了解美国对乌克兰的战略意图，并且有自己的战略构想和实现构想的行动纲领。从2014年起，俄罗斯就在为突发事件做战略准备。这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准备包括：（1）通过宪法修正案，保证普京执政的稳定性；（2）通过修改宪法，重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内法高于国际法；（3）发展尖端军事技术，与美国实现非对称战略平衡，2018年普京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示了新式战略武器；（4）出兵叙利亚，维护合法选举产生的阿萨德政权，打出了军事强国的气势，遏制了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气焰；（5）进一步密切俄白联盟国家关系；（6）随时掌握美国战略动态，时刻准备实施战略反攻。这次俄乌冲突，如果美国是利用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话，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对美国和西方多年来反俄、遏俄政策的一次大反攻。

只有了解有关大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特点，才能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

（二）大国战略目标与特点

美国实际上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战前，美国一再放出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消息，同时表示，美国和北约不会与俄罗斯交战。美国知道俄罗斯的战略底线是“绝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却一直在鼓励乌克兰加入北约，使乌克兰在2019年修宪时将加入北约的目标写入了宪法。美国的这种做法为战争的引发埋下了祸根。

美国的这些做法是由其制度决定的。第一，美国社会依靠塑造敌人来实现团结。美国实行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各联邦主体有很大权限。因此，美国依靠对外政策联合各联邦主体。第二，美国要维护超级大国地位、霸主地位，必须控制世界上最发达的欧洲。控制欧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成为欧洲安全的保护者。冷战时期，另一个军事政治阵营的领袖——苏联成了美国最“理想”的敌人。久而久之，美国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需求。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国家，把这种理念通过软实力传播给全世界，博得一大批学者、青年人的推崇。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暴力主义国家，资本用各种手段把美国制度的丑陋进行了包装。美国的历史就是对外战争史、对外干涉史。在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240多年历史中，有220年处于战争状态。二战以来，美国至少对20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对其中1000万-1500万人死亡负有直接责任。美国使用贫铀弹轰炸前南联盟地区和伊拉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健康问题。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出后，另一场战争就在策划中。俄乌冲突不过是美国策划的一场代理人战争而已。

这个代理人就是乌克兰。美国对乌克兰的经营由来已久。在遏制俄罗斯复兴、阻止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等方面，美国把乌克兰视为最佳的棋子予以培育和操纵，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的论述，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的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罗斯极为接近的5200多万人口，而这些原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罗斯失去了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敖德萨是俄罗斯与地中海地区甚至距离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失去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原苏联境内南部和东部的非斯拉夫人。但是，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罗斯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并且会日趋亚洲化。

乌克兰，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度，曾经是原苏联继俄罗斯联邦后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就土地、人口规模而言仍然是欧洲大国。乌克兰拥有60.3万平方公里国土，冲突爆发前有4500万人口。除自然资源外，从苏联继承了庞大的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源；乌克兰是苏联和欧洲粮仓，70%的国土是黑土地，约占全球黑土面积的30%左右。乌克兰具有雄厚的科技和制造业基础，在造船、航空、航天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人才。乌克兰地处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资源。

乌克兰理应发展成富足的欧洲大国，人民享受美满的生活。但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国家建设过程出现了扭曲。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财富迅速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出现了若干可以在政坛和实业界呼风唤雨的寡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充满寻租行为，甚至多有暴力和血腥。寡头和所谓的政治精英都有国外背景。实际上，是资本势力在控制乌克兰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

为了控制乌克兰，美国在三个方面采取了行动：（1）20世纪90年代起，华盛顿积极培植乌克兰政治精英，支持居民中的积极社会阶层。乌克兰社会上有密集的亲美的非政府组织，其任务就是制造美国需要的各种舆论。（2）美国与西乌克兰右翼激进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积极合作。实际上，这些运动在二战后期就已存在。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乌克兰建立了具有新纳粹特点的极端主义团体，正是这些团体在独立广场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华盛顿实施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分裂在制度上不可逆转。为此，美国推动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成为欧盟联系国的协定，并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诱饵，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

最终，乌克兰不幸地沦为美国的战略棋子。

对于乌克兰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与美国的认识有相似之处，但立场不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极度惋惜超级大国的坍塌，也深感失去统一经济空间，即统一经济联系、统一产业链和统一市场的痛苦。俄罗斯孤军奋战很难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只有与欧亚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实现一体化，才能够在多极世界中站稳脚跟。因此，乌克兰是欧亚一体化中不可或缺的国家。多年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1）动之以情，即双方是斯拉夫兄弟，彼此应该友好地相处；（2）晓之以理，即乌克兰保持不反俄也不反西，在美欧和俄罗斯之间实行平衡外交；（3）施之以武，即双方关系不断恶化，乌克兰要加入以俄罗斯为敌的北约，迫使俄罗斯以极端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

遗憾的是，俄乌关系出现了最坏的结局。在这种结局当中不会有赢家，只有输家和更大的输家。

（三）俄乌战争与未来世界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将对未来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有些结论已经逐渐清晰。

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赢家？严格意义上说，枪声一响，俄乌两国都输了，因为兄弟相残没有赢家。表面上看，美国赢了，赢了一场可以“袖手旁观”“坐享其成”的代理人战争。形式上看，欧洲也输了，因为欧洲被与美国的关系绑架了，距离战略自主的目标更遥远了。不仅欧洲，所有美国盟友都被绑架了，美国还想在道德上绑架中国。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对于美国来说，所有的国家都是棋子，美国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从长远看，美国这种卑劣的手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战争尚未结束，但是影响已经非常深远：

（1）2022年2月24日以前的那个乌克兰不复存在，只有历史和时间会知道乌克兰将分裂至何种程度。

（2）扩员后的欧洲，虽然经济一体化是成功的，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和雅尔塔体系瓦解的风险，可能使欧洲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动荡。

（3）美国制度的丑陋、美国资本的贪婪已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无论怎样包装都无济于事。这种模式还能够持续吗？

（4）俄罗斯欧亚一体化不会因战场上的胜利而加快，也不会因美国和西方的反对而终止。俄美间在欧亚一体化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和整个欧亚的地缘政治局势。

（5）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将以更大深度和广度进行调整，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将日益严峻。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华民族5000多年传承的智慧和新中国积累的战略定力迎接挑战。

从欧洲的角度看俄乌冲突

姜 锋

俄乌冲突影响巨大，在国际关系层面，不仅深刻冲击了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也强烈动摇了冷战后欧洲一度出现的和平主义憧憬；在内政方面则从各国不同的认识和应对中显露出欧洲各国社会层面受到的震荡，即俄乌冲突不仅是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也事关各国内政中的价值取舍。这其中，外交决策内政化或者说内政格局决定外交决策，是重要的特点。可以说，俄乌冲突深刻影响着欧盟各国的内政和社会，欧洲的主要国家正经历着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大西洋化以及去全球化的“全球化”过程。

（一）德俄关系破裂，经济丧失“压舱石”功能

对于德国人乃至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人来说，二战之后欧洲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没有人能想到欧洲将再次成为战场。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有哪位有影响的欧洲政治领导人或学界人士预见到，俄罗斯会大规模地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有意思的是，这个普遍误判是基于符合实际的判断，即一旦这场战争爆发，就会引起极其惨烈的后果，对欧洲和世界政治都将产生剧烈影响，甚至决定俄罗斯未来若干年里的国运走向，中国也将被牵涉入局，可能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最纠结的国家是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思。“永不再战”被写入德国宪法，成为立国之本。这种自我约束不仅体现在法律方面，还表现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战后德国学界深刻反思战争，形成一个共识：即便未来有战争，即便这场战争会毁灭德国，德国人也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知道，德国不是战争的根源——这种信誓旦旦已经到了“宁亡不战”的程度，可以称之为“绝对的和平主义”。可以说，“永不再战”已经成为德国文化的精神之本。这是从二战结束到俄乌冲突之前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反战生态，俄乌冲突也因此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极剧烈的冲击。对一个国家内政和国家整体变化影响最大的就是战争和战争威胁，在所有可能的改变力量中，战争对国家制度和国民生活的改变最为强烈，也因此最令人不安和恐惧。

没有想到战争却真的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不过，所谓“意料不到”的俄乌战争，只是主流舆论不想承认、不敢预料，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回避自己不愿见到的事件。其实德国是有一些人士很确切地认为这场战争一定会打起来的，因为普京在德国待过7年，关于他这段历史不多的记录中，包括普京一些朋友的回忆——普京被认为是一个言必有信的人，说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沉着冷静，不容置疑。战争爆发以后，德、法等欧洲国家在道义上很支持乌克兰，但他们都跟着美国的定调并不参战。对于如何支持乌克兰，德国人的反应空前矛盾：一开始表现得十分犹豫，虽然认为应该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出于历史原因”，表示不会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这不仅让乌克兰和美国十分不满，也受到德国国内舆论的抨击，恰恰是起源于和平主义的绿党和年轻一代强烈呼吁政府武装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被逼无奈，德政府很快改变政策，许诺援助乌克兰防御性武器。到了2022年4月28日，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情况，联邦议会才最终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这意味着，德国跨越了战后自我设定的不向战争地区输送武器的“和平政策门槛”。

许多事情的发生都逐渐超出预期。战争爆发之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德国继续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会断。各种研究预测，如果德国放弃了俄罗斯的能源，年度损失至少在1200亿欧元左右，年经济总量会下降2%-3%，有的预测甚至估算到6%，这个数字意味着非常巨大的损失。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德国是很不情愿的；即便后来swift系统把俄罗斯的部分银行排除在外，俄罗斯真正负责石油天然气交易的银行实际上没有受到制裁。这使大家以为德国不会停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然而，就2022年4月28日之后的情况来看，德国人的态度是宁可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能做西方集团的特殊一员。德国已做了充分准备面对压力，不仅要在道义上面对乌克兰人，还要面对在背后撑腰的美国人，德俄关系全面破裂正在变为现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经济是压舱石的学说，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检验。

（二）再意识形态化，对抗变得不惜代价

欧洲明显在经历“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如果说冷战时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则变成欧洲人自己定义的“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之间的对抗。“再意识形态化”容易导致的惨烈后果就是冲突不计后果，不以可定义的利益作为底线，冲突一旦爆发，就难见终结。俄乌冲突使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有中断的可能，但德国宁肯“断臂”也要这样做，说明上述再意识形态化过程在欧洲非常明显。

俄乌冲突还没有爆发之前，2021年9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柏林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线上回答记者“怎样对待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一提问时，他提到，“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文学，我们和俄罗斯有共同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矛盾再大，俄罗斯也是欧洲文明大家庭的成员，大家依旧是自家人。这一点，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也多持同样看法，普京总统曾明确表示，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和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把自己当作欧洲人。[3]然而如今看来，俄乌冲突使这种历史、文化的连接出现了断裂。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曾表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应该维持正常。按照默克尔的逻辑，“北溪-2”不应该被停掉，就算是在冷战时期德国也使用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什么现在反而要暂停？从这些具体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这场俄乌战争在欧洲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要远远大于冷战时期。此番“再意识形态化”的冲突程度，比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还要严重。因此，“新冷战”的概念应该谨慎使用，因为当前显然已不仅是冷战的问题，俄乌军事冲突给欧洲和世界政局带来的剧烈震荡，可与核聚变造成的破坏力相比较。

（三）再军事化，欧洲彻底告别“文明力量”学说

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除将每年常规军费开支gdp占比提高到2%外，还宣布额外增加1000亿欧元的军费，扩大联邦国防军的规模，提升国防军的军备。与此同时，在德国已经开始讨论恢复废除多年的征兵制。法国也有政要表示，俄乌战争使欧洲战略自主的梦想破产了。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欧洲需要军事化，要有自己的军队，这至关重要，否则不可能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欧洲、有抵抗力的欧洲。此外，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基础。全球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两个在欧洲。欧盟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成员国在武装部队上的总支出接近2000亿欧元，超过俄罗斯和中国。2022年3月，欧盟发布了一项新的“安全战略指南针”计划，认为“欧洲面对日益敌对的环境，必须跨越式地提升军事实力并增强其韧性”。欧盟同时还公布了组建国防快速反应部队的措施，计划到2025年新增5000名应急军事人员。俄乌战争爆发后，关于欧洲需要提升军事实力以增强防御能力的讨论不绝于耳，说明欧洲再军事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欧洲将进入再军事化的进程。

冷战结束后，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是发挥非军事的“文明力量”，把欧盟一体化作为人类走出战争与和平历史困境的榜样树立起来。虽然这一学说不断受到学界质疑甚至讥讽，但在战后和平主义影响下的欧洲“文明力量”“制度优势”还是有大量的信奉者。例如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众就对任何军事发展都保持着警觉，“军事化”或“军事的欧洲”是政客们竭力躲避的话语。但俄乌冲突打破了这一禁忌，军事、武器、战争、提高军费、增加兵力等军事词汇充斥着议会和媒体的各种辩论之中，有学者称，崇尚战争的词句也开始登堂入室了，进入公共话语，没人再提及“欧洲作为文明力量”了。

（四）再大西洋化，欧洲短期内将更加依赖美国

再大西洋化通常表现为再美国化。原来欧洲的态度是保持自身的独立，并使自己成为在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这组关系中有塑造性的国际力量。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分别是：美国的安全保护、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和中国的销售市场。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欧洲人可能失去俄罗斯的能源，中国的市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尚不明确；剩下的只有美国的安全支撑，欧洲人很难不依靠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武器有许多是美国提供的，虽然是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战争，但主导方却是美国。这是从欧洲的外部来观察。

就欧洲内部的情况来分析，例如一些政党（德国的绿党等）曾经是反对北约、反对美国的和平主义力量，现在的态度却转变成向往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体现了欧洲年轻一代政客的再大西洋化、再美国化。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是和平主义的政党，此次在推动德国介入俄乌战争方面却表现得非常积极。贝尔伯克访问美国时，曾提及自己年轻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经历——美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像施罗德等较为理性、周全、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的老一辈政治家，被逐渐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思考也被社会边缘化了。

俄乌冲突的变化发展让我们很难以静态的眼光去判断欧洲未来的走向。不排除德国对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态度会在将来出现新变化。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美国的率领下，大多数欧洲国家、北约国家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一致的特征：一开始犹豫不决的土耳其现在也与北约站在了一起。曾被认为北约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德国，此番也顺应了美国的率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的变化，欧洲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俄乌冲突这一受到欧洲各国内政高度关注的议题，在欧洲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感受。例如，2022年4月，马克龙总统连任，但他在这次大选中获得的票数与上一次相比要低很多；而与马克龙相竞争的政治力量是主张退出北约的，从票数上看，这一主张背后的力量也有一定的规模。还有一些德国人，包括从原苏联、俄罗斯回到德国的德裔人士，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普京支持者，因而反对乌克兰；乌克兰难民到达德国时，德国也出现了反乌克兰的游行。德国东欧问题专家乌姆兰德（andreas umland）甚至认为，如果俄罗斯回归民主传统道路，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俄罗斯甚至可以重返八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还可以与欧盟缔结联盟协议，甚至加入北约。这样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其前提是俄罗斯会发生领导层和制度性变化，这一点美国已经期待太久了。虽然俄罗斯始终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美国因素，欧洲始终怀着与俄罗斯和平相处的愿望，毕竟这符合欧洲的最大利益。

（五）去全球化的“全球化”

俄乌军事冲突引发和加速欧洲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再意识形态化、再军事化、再集团化、内政化，这令迄今为止以经济和科技为牵引的全球化发展步履维艰。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通过“分化”“脱钩”和“围猎”等方式实施“去全球化”战略正在全面展开，对此，我使用了一个听上去很矛盾的、有反饰修辞的短语——去全球化的“全球化”。欧洲是美国分裂性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环节，俄乌战争是美国充分利用欧洲战略安全恐惧促成大西洋集团“空前团结”的工具。目前看，其“成功”的显著标志，是定义了对欧洲形成安全威胁和制度威胁的来源，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树立了共同的敌人或是对手，找到了可以自圆其说地在欧洲和亚洲开展军事扩张的理由。

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中国该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时间去思考，去静观其变。有两点是必定要坚持的，一是对世界和平的爱好不变，二是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其核心是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无论你是何种肤色，来自哪个国家。欧洲有一些人想让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例如“调停人”这样的功能；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有许多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情愿。在俄乌冲突还没有进行到双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疲惫不堪的时候，在各方依然表现出“恋战”意愿的时候，其他人都难以真正做些什么；只有厌战的主观意愿达到一定程度时，“调停”才有机会发生。焦虑导致的非理性是当下国际政治中随处可见的行为风格，世界由此变得更加不确定，也更加危险。

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的大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所强调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事实再次证明，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并提出了新的全球安全倡议：“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在一个战争和冲突不断加剧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是稳定的力量，能够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促进发展的方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也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我们学校有一批来自乌克兰的学生，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我们向这些学生以及一些在乌克兰的朋友发送了慰问邮件，希望他们平安，不要在这场冲突中受到伤害。爱好和平不仅是中国国家层面的意愿，而且也是社会、学界、普通人的意愿，这些层面对于和平的爱好是整个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化、军事化、集团化之外，观看到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部分，而以这些部分为对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助于我们得出更接近关于事件本质、历史事实的看法与判断。

从国际舆论看俄乌冲突的影响

于运全

国际舆论的复杂性表现在通常说的媒体以及国际受众，还有很多从事研究的机构、智库参与其中。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国际舆论对俄乌冲突关注的热度，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一）媒体报道方面

首先，从这次冲突本身来说，烈度并不是太大，最多是一场局部、可控的冲突，但是它引发的舆论关注或者话题讨论是巨大的。这是本次冲突新的特点。有人说在社交媒体时代、元宇宙时代，这是一场被全方位关注、全球热烈讨论的军事冲突，这是和以前战争不一样的地方，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多同样烈度的冲突不一样的地方。仅从传统的英文媒体报道量看，从2月24日到4月21日俄乌冲突持续近两个月时，我们做过一个统计，报道量关注度以及每日报道量的关注度，最高每天有2万篇，已经成为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际舆情事件。烈度不大的地震却引发了国际舆论大海啸。

第二，整体上虽然是俄乌双方发生的冲突，他们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舆论还关注两个要素：一是美国，美国是这场冲突最受关注的外部因素；二是中国，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媒体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围绕中国的关注度，最近我院的研究团队做过一个统计分析，涉华内容大约占所有报道量的15.8%，最高时接近20%。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其实一直被牵扯在其中的媒体作用。关于中国的很多讨论，涉及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看到中国政府对此有多次的表态，包括联合国的四次投票，外交部发言人以及驻美大使、外长，甚至最高领导人在很多外事会见时，都谈到对此事的态度，国外媒体对此非常关注。国际舆论对中国态度的高关注度，是这次事件的鲜明特点。

另外一个鲜明特点是，许多人使用“舆论战”“信息战”等说法形容此次事件。在社交媒体时代，俄乌冲突被全程直播。可以看到cnn、bbc等传统西方媒体派驻了很多前方报道力量，我们中国的媒体cgtn、凤凰卫视等也有大量的现场画面和报道的传输。整体而言，这次冲突相当于一个在全球各个媒体全程、全员、全息直播的过程，大家都在参与讨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观点和看法不同影响到现实的人际关系。虽然这场战争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每个人却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参与其中——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参与讨论，共同在这场国际舆论的焦点事件当中，用自己的认知参与事件的塑造，而自身也被塑造。很多研究国际传播的学者在讨论这场俄乌冲突对全球舆论格局、全球民众认知的塑造，这些视角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美国《时代周刊》的态度倾向明显，2022年3月2日刊出了一则致敬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报道；4月4日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痛楚的文章，描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孩子受伤的母亲，表明乌克兰在这场冲突、战争当中所承受的苦难。英国《经济学人》的角度是将俄乌冲突阐述为由普京升级的战争，世界必须直面它；将普京和泽连斯基做对比，包括描述俄罗斯的“斯大林化”，把俄罗斯的领导人塑造成独裁者的形象，强调为什么乌克兰必须要赢。西方主流媒体的倾向或者议程设置的导向比较清晰。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话题更多，基本呈现为一个体系性的、对俄罗斯的舆论上的攻击、打击，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华盛顿邮报》有文章指出，这场俄乌冲突的战争效果本身是有限的，但西方信息战精准出击，渲染意识形态对立，讨论正义和非正义、民主和威权，来自媒体的报道会对民众的态度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还观察到，2022年3月至4月，有十几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调机构发布了近30组各有侧重的民意调查数据。例如，有九成美国人赞成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俄制裁。有西方国家民调显示，西方人对普京的好感度在下降，对泽连斯基的好感度在上升；而俄罗斯的民调数据则是80%的俄民众对总统普京表示信任，其支持度在国内是上升的。欧洲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在难民问题上，讲道义可以，但是在乌克兰难民的实际接收问题上，考验着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道义的平衡：表达情绪容易，但当接收难民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时，许多民众的态度莫衷一是。在对待北约的态度上，许多欧洲受访者持相对赞同的态度。在牵涉与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问题方面，则显示出对冲突会对台湾产生溢出效应、中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武力等的担心。

这些调查本身也是设置议题、影响民意的方式，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冲突期间、战时的民调具有暂时性。类似网上的热议事件，民众情绪易于短时间内被调动起来，往往会在更大热点事件出现后趋于平静，并转向理性思考。媒体报道、议程设置和民意呈现相互交织，只能暂时参考，不能依此判断中长期发展趋势。因此，上述民调结果的持久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智库与研究机构方面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胶着的战事给智库界带来一场热仗，各大智库推出很多研究报告，学者也写作了大量文章。我们关注了西方六七十家比较重要的智库关于俄乌冲突的研究，主要涉及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对欧美关系的影响、欧洲战略自主、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变化等问题。智库研究成果还关注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相关问题，包括由冲突引发的全球通货膨胀、欧洲经济安全和能源结构的变化、欧洲能源替代的出路、欧洲和中国的经贸关系等。在政治领域，比较多的智库认为这场战争加剧了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关于北约的探讨更加热烈，许多专家提出“再北约化”，这尤其是欧洲等西方国家智库热烈讨论的方面。

期待中国在调解俄乌冲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是热点话题。欧洲智库，尤其是德国的智库研究，对于自身的对华经济依赖表示担忧，甚至有调查结果表达了德国现在应减少对中国市场依赖的希望，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多元主义的策略，减少中国在德国和欧洲经贸关系中的比重。

目前在评述俄乌冲突时出现的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可以细分出几十种，总体而言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要承担责任，尤其要承担道义的责任。理由是普京总统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访华，中俄签署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协议，据此将中国认作“知情者”，渲染中国要对这场冲突承担责任，至少是道义上的责任。二是渲染所谓的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冲突的问题，要求中国一起制裁俄罗斯，并认为中国如果不这样做就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要对中国进行连带制裁。三是认为中国应该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一些欧洲人认为这场冲突是对中国的两岸政策包括未来台海关系走向的警示，尤其是让中国看到了西方制裁的威力，并对自身所处的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有正确的认知。

然而，这些负面舆论中所谓的“承担责任”“历史错误”“汲取教训”，实际上都是在着意显示西方对现代世界经济格局包括国际舆论格局，有很强的掌控力，认为这是他们的实力，要中国以此为基础重新对现状进行所谓的正确评估。

（三）对中国的启示

俄乌冲突对全球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是历史分水岭事件，使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更具有现实的情景感，近期发生的许多国际事件都不如俄乌冲突这样使人身临其境。国际力量对比之变、国际体系与秩序之变、国家发展范式与价值之变等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美国拉帮结派，逼迫很多国家选边站队，俄乌冲突成了二战后突出的地缘政治挑战。

印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虽然一直被西方要求站队，但印度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战略中立，趁机购买了很多俄罗斯的石油。有统计显示，印度在2022年3月至4月间购买的俄罗斯能源，接近2021年总购买量的85%。印度既没有站队、保持了中立，又没有受到国际舆论的严重谴责。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中国往往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被推上西方所谓的道德审判的法庭，被抹黑、攻击……甚至将中国作为所谓的“威权”一方加以审视。俄乌冲突客观上造成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分化，更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

目前很难评估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冲突发生之初有西方媒体渲染中国是最大赢家的论调——讽刺中国表面上置身事外，其实从中受益。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曾表示，中国是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他们冷静地观察，注意到这不是文明的战争，而是血腥的家庭争吵，他们乐意学习各种课程，看到俄罗斯军队遇到的困难，钦佩乌克兰人在沟通方面的才能……

论及俄乌冲突的启示，首先，战争与冲突其实是大国竞争的悲剧。俄乌冲突事件陷入了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持续，俄罗斯政府身陷其中。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精英人士在国际沟通方面较为突出的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舆论的高度认可。从短期收益来说，美国这一届政府获取了一定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军工集团获取了巨额利益。但是，作为全球性的大国，美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过度使用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而仅凭借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就想获得硬实力收益的做法是短暂而不可持续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对美国的国家声誉是一种损害。中国也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尤其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出现了波动，造成很多沟通困难。欧洲是更大的受害者……目前看不到这场冲突的赢家，可以看到的更多是皆输的格局。

从国际传播、对外沟通、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在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方面，俄乌冲突提醒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作为大国，需要做到言行一致，义利兼顾，占据道义的高点，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美国过度消耗自己历史形成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样的做法不可持续。做好自己的事情、经营好周边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错综复杂，俄乌冲突有待深入观察与研究。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抓住至2035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以及一些可能的重要战略窗口期……这些关键性的战略变量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俄乌军事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徐明棋

2022年的俄乌军事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第二，助长和促进了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第三，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

（一）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俄乌冲突令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障碍。如果俄乌冲突持续较长的时间，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衰退中走出来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可能被打断，复苏的前景将变得更加艰难。俄乌军事冲突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冲击整个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第一，军事冲突导致能源、粮食价格上涨，使得全球通货膨胀压力雪上加霜。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也是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乌克兰亦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国。西方虽然没有对俄罗斯的能源和粮食出口进行全面限制，但是军事冲突引发的恐慌和金融制裁，以及俄罗斯对不友好国家的出口限制和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制裁采取的措施，导致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出口有所下降，致使全球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目前石油价格仍然在每桶110美元以上徘徊，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了一倍多，粮食价格现在也是高位运行。能源、粮食是最基础的商品，一定会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欧毫无节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导致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2022年3月cpi同比上升至8.5%，创下自1982年1月以来40年的历史新高。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全球通胀雪上加霜，毫无疑问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俄乌军事冲突导致对世界经济普遍的悲观预期。尤其是在欧洲，陷入再次衰退的悲观情绪在蔓延。欧洲经济复苏势头原来就比美国差，在欧洲大陆内部爆发的战争不仅刺激欧盟增加军事开支，安置难民、支援乌克兰、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等，都进一步增加了欧盟的财政和金融负担。全球经济的预期增长幅度不断下调，2022年4月，imf已经将202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月份预测的4.4%下调至3.6%，而欧元区更是从3.9%下调至2.8%，是下调幅度最大的区域。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2022年下半年imf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进一步下调，3.6%的增长或许无法实现，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跌至2%以下。一些金融机构甚至预测，2022年欧盟的经济会出现衰退。经济预期与悲观情绪对经济的影响，历来有着前导和自我实现的机制，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这一影响不可忽视。

第三，冲击国际贸易并导致全球经济下滑。不仅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因为战争受损，金融制裁还导致很多其他国家与俄罗斯、乌克兰的贸易受阻。因为制裁会增加贸易成本，从而对贸易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跨国公司在俄乌的经营活动开始重组，纷纷撤出俄罗斯，减少投资，减少经营活动。原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会带动国际贸易，现在的撤资和退出经营将直接导致国际贸易活动减少。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为了减少未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收缩投资、重组生产链和供应链会在更加广泛的区域展开，这也会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imf对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的预测，1月份时为6%，到4月份时下调到了5%，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下调了1个百分点，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速更是下调了1.7个百分点。2022年的出口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国际贸易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贸易增长大幅度下滑，必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第四，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加剧。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跨国的金融机构将会重新对全球的投资和所持有的资产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从而引发相应的资产组合的调整和重新布局。这将引发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更多的波动。受通货膨胀高企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欧洲央行也将会跟进，这会导致美欧自身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俄乌冲突引发的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的资产组合调整与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的影响叠加，将使得美欧乃至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债市更加动荡。金融市场动荡将对实体经济的活动产生负面冲击。一些欧洲的金融机构受俄乌冲突的冲击已经发生严重亏损，欧洲的金融脆弱性将会进一步暴露，全球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必然是整个复苏进程放缓。

（二）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另外一重影响是推动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西方国家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名义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组，现在获得了新的动力。跨国公司也不得不选边站，逆全球化的思潮在地缘政治冲突下进一步高涨。国际战略研究界和国际关系研究界的许多人都担心，全球将来可能会分化成两个集团、两个平行的市场。我虽然没有那么悲观，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原来存在的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碎片化，逐步分化成不同集团的供应链，美欧设想的“朋友圈供应链”虽然无法全面推开，但是在一些被泛化了的国家安全相关性高的产业，如半导体芯片、新能源、机器人等，碎片化的倾向不能忽略。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就是逆全球化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注重的是效率优先。现在由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安全性、政治正确对整个贸易投资产生了极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受制于上层建筑，全球化将遭遇更多的阻力。

第二个层面是金融制裁导致很多非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对本国金融安全的担忧加剧，由此引发的直接反应就是推动更多区域、双边支付协定和支付渠道的安排。支付和金融的区域化、集团化，一定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负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有两大动力，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二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如果全球的资本流动因为西方的金融制裁以及衍生出来的安全风险和支付、金融的集团化倾向，必然会阻滞全球资本的流动，使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和流通都变得不便利。缺失了资本流动的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将大幅度下降，经济全球化也将因此受阻。

（三）重创全球治理机制

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第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是重创全球经济治理。不少专家都提到，2022年的g20峰会可能会因为俄乌战争而难以召开。虽然2022年g20峰会的主办国印尼在做努力，既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又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不想和俄罗斯坐在一起参加g20峰会，导致2022年的峰会能否顺利召开成为问题。即便最后能顺利召开，估计要取得成果也非常困难。g20之所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平台，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世界各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全球问题的冲击和挑战，如果不合作来共同应对，将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世界主要的经济体愿意暂时把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搁置起来，共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挑战，以寻求最大的共同利益。g20因此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发挥了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防范和风险管控方面，在g20推动之下达成了具体的成果，成立了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纳入统一的监管框架。如果全球的金融市场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逐渐分割成碎片化、区域性、集团性的市场，g20的作用必然难以继续发挥。这种负面冲击和影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四）俄乌军事冲突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但是受到了间接的冲击和负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能源和粮食进口价格大幅度上升，导致中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中国是全球石油和粮食第一大进口国，俄罗斯则是石油和粮食第二大出口国。虽然俄罗斯对我们的供应可能不会减少，但是价格在全球恐慌背景之下大幅度上涨，中国一样要承担高额的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2021年中国进口了5.13亿吨的石油，如果每桶石油涨价10美元，中国就要多付出360亿美元的代价。现在石油价格在110美元之上徘徊，与2021年平均70多美元的价格相比上涨了30-40美元/桶。简单计算一下，2022年中国将要因此多付出1000多亿美元的代价。2021年中国进口天然气1.21亿吨，其中液化天然气7893万吨。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吨天然气进口价格为350美元，2022年1-4月，天然气的价格大约上涨了一倍。以每吨天然气价格上涨350美元计算，如果仍然维持2021年的进口规模，就要多付出423亿美元。由于能源在生产成本中的基础性地位，能源涨价给中国的ppi带来了很大的上涨压力，2022年第一季度的ppi累计同比为8.7%，超过2021年全年的8.1%。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影响，供应链不畅引起的价格上涨和能源价格上涨将使2022年下半年的ppi在高位运行，向cpi传导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粮食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对cpi有更加直接的传导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国内已经有物价上涨的压力；俄乌冲突导致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使输入性的通胀与国内自身的通胀压力叠加，导致2022年下半年中国控制通胀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美国及其盟友利用俄乌冲突将中国渲染成地缘政治威胁，从而恶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环境。现在中国被西方，尤其是美国，描绘成俄罗斯的盟友，与俄罗斯一样被认作威胁他们安全的敌手。曾经，中国崛起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当中还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最多把中国界定为制度对手；现在，西方却利用俄乌冲突把中国描绘成了未来的敌人，渲染所谓西方的威胁“今天是俄罗斯，明天是中国”。美欧利用这样的说辞，未必真的在寻找对中国开战或者采取极端措施的理由，但的确是在引导和带动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短期内的直接影响就是西方政客为了讨好民众，会对中国更加不友好。因此，对中国而言，在试图维持与西方国家合作共赢的关系时，尤其是在维持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面对的难度和所需的成本都在增加。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与第二个负面影响相关，那就是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会考虑规避地缘政治风险，重组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机在增加，这对我们也是不利的。原本他们在中国的投资经营只是考虑经济利益，但现在受到一些媒体和反华势力利用俄乌冲突进行的鼓动，跨国公司要表现政治正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有一些本来就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美欧公司高管们，很可能不再纯粹从经济利益和狭义的经营风险管控角度出发来决定投资和营运，他们将会更多地从地缘政治和所谓的安全角度考虑，夸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冲突风险，从而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重组，进而损耗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

第四个负面影响是美国西方舆论试图把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陷中国于被动。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表态，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是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给了西方反华势力有意混淆这两个问题的机会，引导亚太国家对我们采取更多的不利行动。

因此，俄乌军事冲突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我不认为中国会从中获利。

当然，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外部环境变化也并不十分悲观。我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仍然有足够的空间来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定力，秉持对外开放、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即使外部的世界处于相对混乱的过程之中，中国也可以积极探寻很多推动经济合作的机会与空间。

现在大家似乎都忙于关注俄乌冲突，而事实上，非洲、东盟、拉美很多非西方国家并不想牵扯到俄乌冲突事件当中，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利益。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来扩大经济利益，要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上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更多的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来巩固和发展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我们要继续发挥自身擅长的经济合作。在对外宣传和舆论攻势方面，我们要改进、要学习，但这不是短期内马上能取得突破和改观的。当前及今后，中国可以积极发挥自身在推动经济合作方面的优长，改变俄乌冲突这一危机事件对我们形成的不利影响。而这个优长能够得以发挥的机遇，就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庞大国内市场的潜力，对绝大多数非西方（包括西方）国家仍然具有重大的吸引力。

美国目前试图在所谓“印太地区”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东盟、韩国和日本虽然都对此表示了加入的兴趣，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一经济框架”缺少美国市场准入和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的内容，因此，这个框架并不能取代rcep和cptpp。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试图利用俄乌冲突来推动与中国脱钩之时，美国有力不从心之虞。美国两党目前甚嚣尘上的重商主义情绪，不允许美政府签署任何扩大美国市场准入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这却是大多数亚太国家所期望的内容。

中国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提高自身的制度性开放水平，进一步放宽中国市场对亚太国家的准入，中国完全可以赢得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

俄乌冲突与全球转型

冯绍雷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这场战争，与“转型”问题有着密切关联。

从国内转型来看，战争爆发后，有一些国际文献强调俄、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内涵的社会转型，前者强调本土，后者着眼欧美，这被认为是引发此次战争的动因之一。从区域角度来看，2014年后我曾经在自己的写作中提出，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各自推进的一体化虽然符合市场原则，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内部平等；对乌克兰的争夺，体现出各自为政的排他式区域建构，这也是克里米亚危机的诱因。而从全球的层面来看，伦敦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他曾提出，从19世纪的殖民化、二战后的美国主导、冷战后美国的短暂独霸、一直到世纪之交后“去中心化”全球转型趋势的出现，很可能是俄乌冲突的深刻背景。因为，俄罗斯要终结单极世界，但是美欧则竭力维护西方主导，于是重启结盟，强劲反制。终于就在国际建构最为脆弱的安全领域——以乌克兰为聚焦点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上——爆发了军事冲突。

这还仅仅是从当前危机的动因角度观察到的国内、区域、全球不同层面的转型起到的重要作用。动因，反映事态本质。但黑格尔也提示我们，本质不等于存在，而更应是一种反思。而转型研究就是要经过反思来探寻事态的深层本质。事实上，“转型”这一个术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指涉，“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内涵。首先，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向以市场、民主、法制为内涵的体制，学习西方乃是其主要内容；同时，原苏联、东欧国家如何从事改革也是需要着重考察的内容。这也是四十多年前，中国的俄罗斯、欧亚研究的一大起源。

世纪之交的2001年，我在j.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我所在的欧洲系系主任、美国的欧洲问题研究权威戴维·卡莱欧在一次谈话中问我：你总是提到“转型”，那么，美国是否需要“转型”呢？事实上，当时不仅是卡莱欧，还有一批美欧学者都发出了西方社会本身需要一场改革的呼吁，其中包括大量深刻严肃的学术批评。由此看来，“转型”竟是一个全球过程。“9·11”事件爆发以后，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自我批评进一步深化；而另一方面，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持相反主张的弘扬意识形态、回归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呼声高涨。而且，伴随着后者，在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颜色革命”。围绕转型逐渐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竞争与争议。

当前的俄乌战争，相当程度上是这一场全球转型及其争议的延续。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而言，全球转型类似于经济学领域经常提到的“外部性”——指的不仅是一种外部环境，还包括对内部转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全球层面——作为一种治理体系，或者作为一种力量架构——本身也同时在发生着深刻、广泛的转型。国际、区域的转型与国家内部的转型，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然而又密切关联。

就全球秩序的目标模式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今世界将会延续美国或者西方的霸权秩序，还是会走向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新时代？我认为，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815年《维也纳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历次国际秩序构建的原则与实践来看，后者乃是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历史归宿。基辛格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欧洲内部的多元化”；而维也纳体系是不那么“民主”的、君主体制的欧亚诸列强之间的“大国协同”，但却大体维持了“百年和平”；至于雅尔塔体系就更是美苏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的共处并存。虽然每一次重大的国际秩序转型几乎都指向了多元、多样、多极的趋势，但是就当下而言，在新旧体制力量对比呈现犬牙交错的过渡阶段，在虽有局部战争、但全球和平还没有被摧毁的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争取以和平与改革的方式实现新老共存、互补过渡，乃是合宜之举。

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是否必定要走向重新结盟与对抗？一方面，在欧洲和亚洲都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美国重新结盟施压的新格局，甚至中国还被认为是排名在俄罗斯之前的头号对手。于是有的观点认为，在此拉帮结派的狂潮之下，中国只能以结盟进行回击。另一方面，鉴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的巨大成就以及延续至今的中国与欧美之间巨大而深刻的经济、科技、社会、人文联系，因此也有的观点主张回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韬光养晦”。两种不同的意见各执一词。然而，从俄乌战争关键时刻的实践来看，中国既没有轻易地走向结盟对抗，也没有重新“韬光养晦”。中国在尝试走一条既独立自主、不结盟，又恪守原则、并最大限度地将本国意向与国际稳定相关联的战略路线。与上述两种意见相比，这种战略路线会经受更多复杂环境的考验，操作上也需要更为细致微妙，从而也更为艰难。但是从长远来看，以中国目前国际地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和自身的能力来看，这是一个更为允当的历史性选择。

结盟与不结盟看似是外交路线的问题，但事实上反映的却是全球转型的路径选择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如《经济学人》刊发的文章所指出的，俄乌战争中，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主张不选边、不制裁的国家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这其中包括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绝大部分东盟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就金砖国家而言，不仅这一次不选边、不制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时、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时也如此。尤其是印度，甚至早在1956年，当时印度谴责美英出兵苏伊士运河，但是并不谴责同年10月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国际史现象。

与全球转型相关联的国家内部转型进程，是转型研究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但当前紧迫的是如何在出现国际对抗局势之下，选择国内转型路径的问题。老一辈专家学者经常会向我们提及，他们的同代人中很多人正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不选择速胜路线，更不做投降派，而是下定坚忍不拔地打持久战的决心投入抗战的。我们当前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强劲挑战，需要对若干种可能的前景做出重大选择，《论持久战》的原则依然是我们的重要理论与战略思想依据。要打好这场持久战，首先要勇于持续不懈地“自我革命”。借鉴大国历史经验，20世纪20年代晚期大萧条背景下，若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就不会有美国摆脱危机和在大战中的获胜，更没有而后的主导世界。用《凯恩斯传》一书作者、斯基德尔斯基教授的话来说，凯恩斯当时显然受到了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同理，当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再次身陷困境时，若没有撒切尔与里根所倡导的私有化政策，就不可能掀动全球化进程，又一次引领世界潮流几十年。对于中国而言，若没有历史上的几次全面而深刻的“自我革命”，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真正为世界事务、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在转型研究（包括后进转型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和欧美工业国家的当代转型研究）的过程中去反思和总结，以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当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但转型的基本面还有待继续推进：

第一，在全球化遭逢挑战而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是退守“堡垒”、隔绝交往，还是继续开放、改革？从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情况来看，连如此艰难条件之下的俄罗斯都不愿意开历史倒车。虽然说到容易做到难，但是我相信，20世纪90年代曾有机会在莫斯科专家研究所就近了解的纳比乌琳娜（现任俄央行行长）首先不愿意这样做；而她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普京。

第二，当代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重掀波澜，但两者是否水火不相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明确宣示，当今时代，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苏共二十大曾提倡“和平共处”，却未能避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也未能避免古巴导弹危机，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消除“埋葬意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切实付诸实践，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虽然其中必定还会包含着不可避免的竞争与博弈，但是最终完全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第三，多年来强调的从高度集权体制向市场、法制、民主的转型，在现今条件下，内外环境、结构、取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型的方向远非线性的，内涵也更复杂，但必定蕴含新的机遇和空间。比如，俄乌战争后，能源危机遍及全球。但是，随着俄罗斯能源供应从欧洲向亚洲的转移，这也意味着一个以能源为锚定物的国际货币计价格局，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总体的转型路线如何与之相适应？另一个问题，从较长时间来看，减排去碳要求各国（包括俄罗斯）减少传统能源的比重。危机中的欧洲甚至连煤炭也得重新启用，但从长时间来看，当前的能源紧缺能否变坏事为好事，为减排去碳助力？尤其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疯狂制裁的背景下，被制裁国的进口替代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在已出现较为普遍“脱钩”的态势下，新兴国家间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应该如何构建？根据最近关于实务交往的调研结果来看，在尽量减少既有欧美市场合作份额损失的前提下，通过尽可能多边、合规、创新的市场方式，从长计议地深化中俄经济合作，势不可免。但是目前上述合作还处在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有些困难并非来自西方的制裁，而是来自双方有待提升的认知水平。这是转型的新内涵。

最近，我浏览了一些比较严肃的国际学术出版物中有关转型研究的新成果。虽然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对三十年转型所做的总体评价更为具体而细致了。不仅j.萨克斯那样的当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代表性人物对“华盛顿共识”有着深刻反思与批判，而且关注转型初始条件、内外动力、绩效评估等实证考察也得出了更为多样化的结论。另外，长时段因素越来越介入转型进程。文明历史因素的切入使得转型更富纵深感。透过俄乌冲突，我们可以感受到，罗马帝国分裂千年以来东西方文明错综复杂的相互博弈仍在继续。海陆地缘政治的介入，使得转型研究超越了价值观的单一背景，处于与地缘政治经济的密切互动之中。世纪之交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周期的出现，无疑大大加剧了全球转型中的大国激烈竞争。尤其需要强调，将各类转型融入全球转型的宏观结构之下加以叙述，这是新的进展。比如巴里·布赞和茨冈科夫关于全球转型研究的作品，侧重于大历史下各国转型过程的总体描述，侧重于国内、国际转型，以及连接两者的对外战略的多面向之间的互动。这非常有助于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之下，对转型进程作出相互关联的、系统性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分析。

多年来，欧美学界对西方俄苏学术研究的传统范式也进行了深刻反思。二十年前，欧美学术界一再自问：为何对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件一无预见？进入21世纪后，西方出现大量反思：“转型研究”因何未能使原苏联东欧改革全都获得预期的效应？在国家体制转型过程中（如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是否不能摆脱必经战争的路径？最近很多欧美权威学者都对自己未能准确预见俄乌战争的突发而公开自我批评。这一切都预示，很有必要对以往三十年俄罗斯欧亚转型做一番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有哪些正面的经验，有哪些需要调整到一个更为宽广和务实、深入且有效的转型研究的新范式。转型研究本身，也需要转型。

在思考俄乌战争时，我曾尝试把战争与体制转型相关联地加以观察。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每次世界规模的大战（1812年欧洲反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总是以俄苏获胜告终（一战中苏联的脱颖而出也可视为一次重大成功），然后国力增长，国际地位上升；而与此相反，近两百年来俄国每次周边战争几乎都失利，并激起了俄罗斯国内的重大改革。如，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导致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绵延几十年的重大变化；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导致了1905年宪政改革；1920年波苏战争失败间接导致了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1979年阿富汗战争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由此我提出假设：如果本次俄乌战争以既不胜、也不败的结果告终，俄乌双方（实际上是俄罗斯与北约）大体打成平手，那么将可能导致俄罗斯社会既不是国力大增、地位提升，也不是失败背景下激起国内的重大改革、特别是自由化改革，而是比较长期地延续目前体制状态，所谓或软、或硬的“威权主义路线”。换言之，俄罗斯既不会回到高度集权的原苏联，也不会走向西方民主；既不会完全封闭，而且还会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追求开放与合作，但也不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放任式自由经济”。总之，会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在两者之间徘徊。这样一种尚不成熟的假设的提出，是尝试对战争与国内转型这两件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初步的逻辑推演。

由此，当下的俄乌冲突事件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实际上需要转型研究的与时俱进，需要在更为宽泛的视野中将更多研究对象与对象间的关系纳入我们的知识架构。中国需要保持定力，需要对与当前各类争端、基本走向相关的各种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有深刻的研究，并对当前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客观合理、公平公正的中国见解。

参考文献详见《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3期，第2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