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进出口培训：中美贸易战带给我们的反思！ -pg电子试玩网站免费
从2018年到2022年，中美贸易战已经打进了第五个年头。
在这五年的对抗中，我们到底有哪些不足和教训？又忽略了什么？
01､两个教训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就眼前的教训看，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大国的豪迈之情。
一百多年来我们被西方侵略、压迫得太久，心中的大国情怀不仅强烈也更为迫切。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在某些领域的进步与发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会产生日益强烈的自豪感，同时也伴随着些许的自负。
中美贸易争端尤其是“中兴事件”，不啻为一剂强烈的清醒剂，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巨大技术差距。
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与国外的差距巨大。
马航370事件发生后，很多人才知道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对自己生产的发动机的运转状况，包括在什么地方运转，在哪个高度运转，在什么时间运转，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前不久，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讲，世界上有两三家公司的汽车喷油技术做得最好，但是我们军车的喷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国的，即便国产喷油嘴质量不高也要用自产的，因为国外厂家可以对喷油嘴进行控制，关键时刻可以操纵停止发动机喷油。
我们知道，网络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理念或范式的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的规模经济的市场开发。
我们经常搞“光棍节”购物狂欢，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京东等都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经济规模实现快速扩张，跟原发性的技术理念创新、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运用别人的技术思维、产业化的技术，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规模迅速推广而成。
第二，这场争端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在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
以往，我们通过以市场换技术、以资金买技术、以挖人才造技术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今后这些途径恐怕都难以行得通了。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唯有自主创新，不仅要有技术领域的创新，更要有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
其次，再来谈谈更深层次的教训，此次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02､忽视对美国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自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到2018年3月份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争端，直到今天，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屡屡失误。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样一场大国博弈，除了一些贸易专业、经济领域的专家出来发声以外，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专家少有声音。
这是极不正常的。
说明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对自己必须直面的霸权国家系统、深入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因而很少可以对美国做出可持续性的、理性的研判。
这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容易出现误判，甚至极易出现错判。
其后果主要有两个：
一是情感胜于理性，整体性的非理性思维经常占上风。
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理性地认识世界，更习惯基于情感来判断世界。当年，骆家辉被美国派驻中国担任驻华大使，很多人欢欣鼓舞，甚至认为美国终于派了个“中国人”，中美关系因此将走得更好。
但正因为骆家辉是华裔美国人，他更需要证明自己代表美国利益，所以对中国的态度、立场也更加强硬。在现阶段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种感性认知，更加理性地认知美国，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
二是相应地，我们出现了当年所谓的“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
在目前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探讨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在应对贸易争端的过程中匪夷所思。
这实质上是用政治的逻辑替代经济的逻辑。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一个经济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
“智识上的义和团”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很少认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自传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发行了。
那本小册子很薄，中文书名叫《永不放弃》。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这个人非同一般。
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美国总统的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我们经常小看他，当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
二是认为他“善变”，但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懂，没有认真研究他。
他是一个搞建筑出身的人，这类人的思维方式是，首先要基础夯实，其次是思维、设计缜密，逻辑清晰，否则大楼一定会盖歪，卖不出去的。
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特点是：
当对手信心十足的时候，他特别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并戳破对方的底线，给对手带来巨大威慑，进而达到目的；
而当对手全力进攻的时候，他又突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在自传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鱼翻身的辉煌经历，其中也多次谈及他与不同对手之间的博弈经历。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同学看一看这本书。大致就会知晓，所谓的“特朗普善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研究明白。
我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这场争端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理论上的挑战、实践上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对迄今为止帮助我们获得成功的好多理论都需要做认真的反思。
同时，对我们的很多对策也需要认真反省。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根本上讲是改革开放实现的。
开放的本质是什么？
是我们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开放，或者说是我们主动地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并因此成为该体系的获益者。
但是发展到今天，美国人认为在这个体系中自己吃了很大的亏。因此，当今时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大分裂。
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是什么？
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化的共识破裂或没有了，这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意味着今后美国不再愿意同我们分享它所主导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安排，这必然对我们今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带来巨大挑战。
但是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挑战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这场争端很可能演变成为旷日持久的大国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是继续冷静地认识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坚持虚心地向美国学习，还是由此坚定地走向民粹主义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种“玉碎精神”抵制美国的一切。
这些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严峻挑战，关乎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方向，是个大问题。
03､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
忽视对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进而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很少，缺乏对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入理解。
特朗普为什么拿中国开刀？
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只是个借口。
事实上，不是特朗普上台造成了美国分裂，而是美国社会分裂导致了特朗普上台。美国社会由于经济结构金融化被严重撕裂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在破产。
美国“铁锈地带”主要的三个州过去全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希拉里的，但这次它们的反转却成为促使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上台后，必定要兑现竞选承诺。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上台后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为尽快弥合分裂的美国社会。
他做得比较成功。因为他非常聪明地捕捉到了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
“中国威胁”是美国近些年来的焦点话题，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
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中国问题”或“中国威胁”成为特朗普手中的一张王牌。
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国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到政治结构的变化，我们可能不会出现很多误判。
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社会结构变化，也一定决定着美国政治利益、国家核心利益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特朗普如今已经下台拜登掌权，美国也不会因此而在战略上改变对中国的基本立场。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04､忽视对美国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权方式、机制等问题的研究
这导致我们经常以工业化国家的视角去认识后工业化的美国，以“贸易国家”的立场去对待“金融国家”的美国。
相应地，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成就来定义自身国际地位的一种幻想。
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崛起的性质是“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
我认为这是很冷静、理性的一个结论。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取代美元，我反对这种观点。
我的研究结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说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某些媒体是极其不负责任、不专业的，经常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忽悠民众情感。
四十多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加入美元体系当中，我们成为该体系的主要获益者之一，自然成为该体系主要的支撑者之一（如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等），也自然会成为该体系风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正所谓福兮祸所伏，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问题所在。
无论怎样，货币金融一定是美国最后的撒手锏、制胜的法宝，这是它的绝对优势所在。
那么，我们的主动权在哪里呢？
在国内。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认清了亚当·斯密经济学原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知晓了交易分工的作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熊彼特式的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围绕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我想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国家层面，我们必须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和制度安排。
今天，倘若依旧沉迷于炫耀祖先的四大发明，一定是我们这些子孙的耻辱。
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李约瑟之谜”，这对我们意义更为重大。
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什么？
二十几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竞争，即看谁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创新、经济增长和发展。
因此，改革那些阻碍创新的制度安排，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作者：李晓，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经济概论》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学术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