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体系面临结构性转型 -pg电子试玩网站免费

当前的贸易体系进入了结构性的转型期，国际贸易矛盾凸显。
矛盾一：国际竞争力重新分布。
现行国际贸易秩序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关贸总协定，20多年来它见证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算高龄。建立之初，贸易规则顾全了多数国家相差悬殊的竞争力，在不失公平的大前提下互有妥协，从而达成整体利益的平衡。然而今天，南北竞争力差距大幅缩减，过去适当的让步如今看来或有过之或有不足。
现行贸易制度中对劳工待遇的忽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规则初定之时，劳工待遇很少牵连到贸易利益。贸易协定中没有必要涉及发达国家劳工待遇，因为本地标准已经成熟。同时也看似没有必要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待遇，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背后是落后的技能水平，无论如何也无法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劳工待遇差异成为彼此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教育水平提升，当地劳工的技能素质早已可以赶超欧美同行。但由于南北劳工福利待遇方面具有持续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人工成本仍然很低，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于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当地劳工待遇标准成为欧美国家在新形势下的诉求。
知识产权是另外一个因竞争力变迁而加深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欧美自身的产业升级增加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制造业全方位“脱实入虚”：价值创造的过程摆脱了劳动力，摆脱了固定资产，而转向知识密集型模式。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欧美总部只专注于技术提升、产品开发、软件系统编制和后期市场营销策略，几乎完全抛弃了与有形商品生产相关的所有环节。
如此轻人力又轻资产的生产模式的确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效益，而在开放的贸易体系中，这样做的弊端也是致命的。高度开放的贸易系统从根本上鼓励知识跨国界广泛传播，只有这样，海外麻将胡了pg电子网站的合作伙伴才具备生产必要的技能。然而，知识本身又具有极强的传播性、规模性和可复制性。每一项领先的生产技术都是长期巨大投入换来的结果，对应的产品需要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回报才能确保最终盈利。一旦失去了对有形生产过程的场地和人员的有效控制，关键知识技术很容易流失给竞争对手。这将给产权原所有者带来严重的经济打击，引起整体利润能力大幅下降。知识交流的必要性和极高的选择性让当前贸易制度很难权衡知识产权的保护。
矛盾二：收入严重失衡。
随着贸易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收入分化的问题也日趋严峻。尤其在欧美发达国家，收入两极化不仅存在于劳动力的内部，也分布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之间。
发达国家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减少了对传统岗位工人的需求。而稳定的贸易环境，又激励欧美跨国企业将从事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工种大量转移到低成本的海外基地。这些消失岗位的薪酬水平恰好处于发达国家中等偏下范围，导致偏低收入人群的工资长期增长停滞。与此同时，引领世界工业潮流的高薪高技术型岗位仅需要少量特殊人才，而其工资水平增长极为迅速。
要素间的收入差距表现为企业对资本回报率高于员工薪酬的增速。欧美跨国企业资本持有人享受了贸易开放带来的巨额销售利润。一方面海外供货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另一面新兴市场的巨大销售潜力被充分开发。极具讽刺的是，企业转型给持有资本的股东带来的利润并没有为整个社会分担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压力。美国上市的跨国企业利润实际增长速度高达每年6%，远高于薪金增长。而跨国企业在安置失业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机会上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措施。跨国企业缴纳的税率也远低于员工工资收入的税率。
贸易开放带来的收入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它的普遍性。高速的进出口货物增长让直接参与贸易的企业和员工获得立竿见影的经济回报。而服务国家内部的传统行业只能间接受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通常能较有效减少收入分化问题，让社会更全面收获工业化进程中的巨大溢出效应。
矛盾三：贸易清算体系单一。
美金作为国际金融清算和储备货币，给世界的贸易不平衡现象起到催化作用。贸易的增长标志着全球巨大的货物清算和资金储备需求，这为美元资产带来坚挺的刚性需求，支撑美元币值。而坚挺的美元赋予了美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也给美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极大挑战。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美国贸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世界其他国家也承担了单一支付体系的负面效应。美国的商业周期和货币政策波动经常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的迁徙，严重干扰贸易伙伴国汇率市场秩序和内部金融稳定。近20年来几次典型的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震动都和美元的政策周期息息相关。
几十年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一直掌控着重要国际秩序制定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早已壮大，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远未得到相应体现。按照当前的国际行政机制解决上文提到的贸易矛盾，结果多半是要更突出发达国家的诉求。同时可能在短期内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较大的变革挑战。
探索已经开始。
当下多国的贸易关系处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似乎暗示着曲折而漫长的探索已经开始。政策的不确定性陡然攀升，给当下经济形势带来巨大挑战。
政策转型期越漫长曲折，世界经济越将面临越大的降速风险。贸易流通是现代经济生产生活的血脉，一点局域性的阻塞便会牵动全球健康。除了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贸易政策的雷区将迫使跨国企业战略性绕行，将产业链布局于政策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这将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制造业将回流至欧美总部，满足发达国家全面收获知识型产业收益的诉求。这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政策的竞争将升级，它们或竞相提供更加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便利。如此一来，不同发展中国家会更有的放矢地加快自身的产业升级。
新的产业链变革可能改变目前贸易格局以及其相对应的多个宏观现象。以亚洲国家和少数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减小。一旦实现，这将打破过去30年世界范围内资本长期供大于求的形势，促使利率重新上行。目前的贸易顺差国居民储蓄偏好普遍很高，出口贸易获得的收入巨额外汇被居民部门以储蓄的形式保存而并非用于消费。这些外汇储蓄正是廉价的国际资本的来源，将回流到贸易逆差国，特别是美国。这使美国资本市场一直享受异常宽松的融资环境。
一旦贸易顺差国顺差减小，停止向国际市场输出廉价的储蓄，逆差国将被迫减少消费支出从而增加本土储蓄水平。这会大幅推升实际利率水平，逆转过去30年西方资本市场实际利率稳步下行的趋势。
产业链迁移可能使得制造业整体生产成本上升，引发通胀压力或压缩跨国企业利润。与20年前以降低成本为初衷的产业链布局相比，新贸易矛盾引发的产业链迁移具有更加复杂和微妙的动机。而成本上升很有可能成为迁移的代价。重新迁回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将面临高于原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员工薪酬水平。除非本土生产效率跃进式增长，否则将很难弥补其高成本的劣势。发展中国家之a间的人力薪酬水平虽然较为类似，然而其他综合因素，诸如劳工技能、规模化生产潜力、基础设施水平和相邻产业的成熟度将在实际成本结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先前享受廉价海外货源的公司企业需要从更高价的供应商进货。额外的成本或被转移给最终的消费者，增加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或被公司内部消化，从而压缩跨国企业的利润空间。这对30年长期下行的消费商品价格和稳步扩张的利润率水平来说无疑都将是强有力的挑战。
全球化进程让各国对彼此的依赖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将关键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成一张微妙的生态网络。某一个环节功能丧失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失衡，甚至停转。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单方面破坏贸易的举动都难免害人害己。在目前的贸易摩擦中，某些国家一味鼓吹要通过单方行动取胜的策略其实并不实际。建成新的贸易体系要靠主要国家勇于承担现有经济矛盾中自身的责任，以相互妥协让步为基础，达成新的秩序上的平衡。
来源: 社科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