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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在投资领域开放、金融开放创新和综合监管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应当成为当前推进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当记者进入侨联界政协委员联组讨论会议现场时，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原重庆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王济光正在发言，聚焦的问题正是如何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在会议后，《中国贸易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王济光。
“目前，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总体方案，我国12个自贸试验区结合自身区位梯度状况、资源集聚特点、开放平台布局和现有产业基础，进行了各具特点的探索实践，取得了相应的区域辐射和开放带动成效。”王济光对我国自贸区建设成果给予肯定，同时他也谈及自贸区建设有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些自贸试验区受区域经济的梯度特征制约，以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突破性创新不足、联动式协同乏力、外向型人才匮乏、开放式观念滞后、带动能级较低等问题，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正面临着深化创新和加快发展的制度瓶颈。”王济光说，这些问题可能会致使自贸试验区政策创新与实施效果有所折扣，国家对构架自贸试验区网络体系的战略意图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有些自贸试验区，尤其是第三批自贸试验区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能仅依靠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等地的经验和成果。毕竟各地经济情况存在差异，有些经验和成果不一定适合当地。”
王济光表示，这些自贸试验区主动创新的突破点应当从中央的一系列安排中寻找。例如根据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新一轮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应当从投资领域开放、金融开放创新和综合监管等方面着手。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四项建议：
一是在投资领域开放中加大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瘦身”力度。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尽快形成并出台自由贸易政策安排，制定更高水平、更加精简、对接国际标准的负面清单，实现服务贸易与区域开放的有机结合。对建筑服务、运输等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服务业领域，可不再列入负面清单，尽量减少限制性措施；对教育、养老、健康等国际竞争力不强但开放风险较小的领域，可以考虑积极扩大开放，仅保留部分必要的限制性措施；对金融、保险等开放风险复杂的领域，将现有限制性措施尽量纳入负面清单之中。同时，提高负面清单透明度，明晰负面清单体例，完善特别管理措施，消除市场开放隐性壁垒，减少寻租空间。
二是进一步全面优化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为目标，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自贸试验区内各行各业进行重新分类、评估，尽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缩短清单条目，审慎设计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真正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负面清单内相关限制类项目审批程序，注重对市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对公共秩序、公共健康、金融安全等重要领域，要发展与之相匹配的负面清单管理“安全阀”机制。
三是强化外商投资管理创新。转变外资监管理念，改革操作系统、配套措施，真正从传统的部门监管、企业性质分类监管转变为行业监管。探索以行业监管为主、综合监管为辅、依托信息共享的事中事后监督。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金融服务规则体系，提高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推动资本项目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构建宏观审慎框架下的资本项目管理体系。建立与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切实提升金融风险联合防范和处理能力。
四是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形成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自贸试验区监管体系。促进行政部门市场监管职能与社会信用体系有机融合，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水平。建立信用收集、共享、披露以及多部门信用联动奖惩制度，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依托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完善自贸试验区市场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市场监管和联合检查制度，推动政府执法检查的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虽然批复时间短的自贸试验区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依然有众多省份在争取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此，王济光表示，增设自贸试验区可以考虑推进，但设立自由贸易港需要慎重考虑，因为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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